在沙漠中火车跑了多半天，总在看黄色的沙子让我有点厌倦，外面的景色是单调的，可列车上却有了许多生机，每节车厢都飘来了方便面的味道。我想每个人都带了许多方便面吧，这出方便面的厂子大概就靠着多一些出国人员，这样他们肯定月月能拿奖金了。假如哪年欧洲、美国和日本联合拒签几批出国人员，那么出方便面的厂家肯定就面临着倒闭了吧。方便面我也带了，这都是爸爸的经验，他每次出国就带着方便面和榨菜丝。我本来坚决反对，他真的跟我急了，骂道：“你这个兔崽子，你懂个屁呀！不带着方便面，饿死你狗儿的！”老大不情愿地我带了几包，在临上车前妈妈又给我塞了几包儿。要说在北京我什么年吃过方便面呀？这不是笑话，怎么这出国了我却要吃起方便面啦？这不是让我从小康生活退回到小米儿加步枪的日子吗？

在车厢里跟几个同行的人聊了聊天儿，有几个也是北京的，我们都是自来熟儿的那种，大家一侃，原来我们爹娘那辈儿还都是同学，越说越近乎，得嘞！大家说好了，以后到了德国大家一定相互照应。

火车要在乌兰巴托停留一个多小时，几个自来熟儿和我就一起跑到了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这个广场的规模可比天安门广场小多了，不过也有一座类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西，只不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许多“盲文”。这是我的习惯，只要我不认识的字，那就是盲文。到了广场上，我们发现乌兰巴托的天真蓝呀！就像北京的十月，那蓝色让我们这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郭兰英，想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哥们儿几个在广场上就干嚎了起来，可没几分钟我们就发现从广场的另一端出现了“几顶大壳帽儿”，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哥们儿们，咱们绕丫子吧！”

这也就是我们都刚从北京出来的，见过大世面，还没等“几顶大壳帽儿”看清我们的脸，我们这一撮儿人就已经消失到了火车上。火车就像是我们的救命草，只要我们攀岩上它，我们就不会出问题。

火车继续向西开去，从乌兰巴托上来了几个苏联倒爷儿，他们挨着车厢的询问，问谁要跟他们切汇。出来之前我早就打听好了，官价一卢布换两美元，可是黑市的价格是倒挂的。我问了一下苏联倒爷儿，他们的报价是一美元比十三卢布。这价格让我的小心眼儿里打开了小算盘儿。换！我揪住了一个苏联倒爷儿，就让他一个人进了我们的包厢，然后反手把门一锁，掏出事先就准备好的十美元。其实我之前也没见过卢布，根本不知道那钱是真的假的，但是我听北京切汇的哥们儿讲过，拿钱的时候别就看第一张，别让人家分我的神，数清楚了，小心别让人家切我一刀。

换完后，我还好心地问问同车厢的战友儿们，问她们要不要点儿卢布，她们一致表示不换。等我刚放走了那个苏联倒爷儿，她们马上围过来问我值吗。当她们一听我讲的排价后，她们就都后悔了，要求我马上再把那个苏联倒爷儿找回来。其中有一个要到德国夫妻团聚的张姐，换钱之前也不把钱准备好了，非等苏联倒爷儿都叫进了包厢，她才开始掏钱，还非叫我与苏联倒爷儿都把身子转过去。唉！她那钱不是缝在乳罩，就是缝在裤叉儿里了，我们面壁了足得有十分钟，她才扣出了五美元，早知道这样，我绝对不揽这事儿了，瞧那苏联倒爷儿冲着我诡秘的笑，我就觉得一脑门子的晦气。最后她们仨个总共换了二十美元，换完后又问我换了卢布干嘛用呀？我说上餐车吃饭用，她们马上表示自己还有足够的方便面，不会去餐车的。

我知道，打小儿我就没过过省钱的日子，但愿我一辈子也不会跟她们一样，扣扣缩缩地过日子。这不马上我就要到德国了吗，当年流传的那句名言怎么说的来着：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长长的列车，足足的马克！我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更好，在德国大地上到处都是马克，就等着我去捡呢！

临行前夜很晚我才回家，跟亲人们、情人们、恋人们的告别把时间拖得很长。到家的第一件事我占领了厕所，坐在马桶上我开始写了一封信，一封很长根长的信。信是写给我妈的，信里除了感谢她对我十八年的养育之恩，还强调了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我的脚下。离开北京只是暂时的，不久的将来我就会回来的，还写了我一直不太懂事，如何如何招她生气，但是从明天以后我就长大了，再也不会让她生气了，一切就是跟待到山花灿烂时，妈妈你就等着跟着我笑一样。还写了什么我现在也记不得了，反正那信很长很长，长得我想要从马桶上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在十分钟之内没有恢复知觉。

夜里我也没睡，点着床头的灯，干的事情还是在写信，我写呀写呀写呀，几乎给每个人与我有关系的人都写了一封信，整个晚上写了多少封信我也不记得了。等到了天亮，我这沓新扔到邮筒里，就随着爸爸妈妈去了他们的老师家。那家就跟我家隔着一栋楼，老太太是北外德语系的老教授，丈夫是德国文学翻译家，因为他们的外孙女跟我同行，所以两位老人要粗茶淡饭给我们饯行。其实大家谁也吃不下去什么，看着颤颤巍巍的老人的一举一动，眼泪就在我们眼睛里打转儿，可又不能让它流出来，在我走之前的每一顿告别饭都是这种情况。的确，当时我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能再回到北京，谁也不知道又是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再见。没人会说你别走了，说的都是一句话：“快走吧！能别回来就别回来了！”

当火车启动那一刻，我没敢把头探出车窗，我知道车外送我的人在哭，整个月台在哭泣，整个列车里在哭泣，我也在哭泣。火车驶出北京站，本来很想再多看一眼我家的那栋楼，可是模糊的双眼让所有的景物都是一晃而过。足足过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列车上才恢复了平静，一双双桃红色的眼睛不愿意相视，每个人都在低头默默地整理着自己的东西。连日来的辛苦开始侵袭着我已经麻木的大脑，在铿锵行使的列车上我渐渐地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列车上的嘈杂把我吵醒了，感觉列车正在缓慢地进站，周围人紧张的面孔让我也不得不紧张起来。火车停下了，原来我已经到了二连浩特。

p.s.当年和现在的心情一样，就像某些人喜欢的田震唱的《执著》一样：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
            孤独总在我左右
            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
            是我无限的温柔
           每次面对你时候
           不敢看你的双眸
           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
           有多少泪水哀愁

      不管时空怎么转变
            世界怎么改变
            你的爱总在我心间
            你是否明白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
            注定现在暂时漂泊
            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
            对未来的执著
            拥抱着你oh my baby
            你看到我在流泪
            是否爱你让我伤悲
            让我心碎
            拥抱着你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
            纵然使我苍白憔悴
            伤痕累累

p.s.p.s. 我喜欢歌里的这两句：

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和哀愁。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就注定现在暂时的漂泊。

没心情写什么，不是不知道写什么，而是不想把自己拉到太现实和太回忆当中去，不想去想什么未来，那总是那么虚无缥缈。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为未来活着的人，未来对我来说已经由苍天注定，我不想去修改什么，我绝对服从苍天对我的安排，我虽然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可是我有一个温顺的理智。

匆匆三个星期的北京可以说是充实的，好多次早晨一睁眼，看见手机上显示的就是五点零二。开始觉得很奇怪，怎么会一睁眼就是这个点儿呢？这生物钟也太神奇了吧！后来被一个愿意揣摩我的人点破了迷津，她说的答案既简单又贴切，原来我就是一个颠三倒四的二百五，什么时候睁眼也是这三个数字。

在北京起得早，睡我还睡不着，整天精力还超级的充沛，就像吸了大麻，注射了海洛因，究竟是什么导致我有这么大的精神呢？想起了《茶馆》里有那么一句名言：我不抽大烟了，我改抽白面儿了！这大概就是主要原因，我挣扎着从美好记忆中的北京里爬出来，潇洒着去看看现实中的北京，这的确需要我有百分之二百六十五的力量。对！真得比二百五还要多出个一十加五。

原来动不动我就愿意说过去的北京，最近我说得少多了，的确是因为过去的记忆慢慢地、逐渐地、就像喝多的燕京啤酒一样，越来越没有了原来的味道。这感觉其实在北京随时随地都能找到，可当我二十多年后再次登上煤山，在万春亭我就转了一圈儿，就再也没力量转上第二圈儿了。现在我能做的只有去熟悉现在的北京，过去的就让它踏踏实实地过去吧，记忆留在我的脑子里，谁也抢步走，我庆幸自己曾经是一个富有的北京人。

“人上一百是形形色色。”这是听田连元老师评书中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拿这句话当个引子吧。在国外这么多年的确见过了许许多多的人，而且是哪个国家的都有，不同国家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自然就会有着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和不同的处理方法，今儿咱就说说我认识的一个波斯人：哈桑。

要说什么事儿咱都得从头儿说起，这关于哈桑的故事开始于麦当劳。那是1991年我初到K城，经历了两年多在中餐馆的磨练，我准备要踏踏实实上学了，其实除了刚在中餐馆打工时受了点儿苦，之后我就没怎么吃苦了，好歹也都是跟中国人打交道，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不是人还转嘛，特别让我欣慰的是两年在中餐馆的勤工俭学（应该说是勤工，减学）让我攒下了一笔钱，就靠着这笔钱我想不再打工，就一门心思的上学了。

什么都是无巧不成书，兜儿里有了钱我是不想再在上学期间打工了，可是就偏偏有工找上我了。那是一个北京哥们儿，他说他在麦当劳找到了一份活儿，人家需要一个半工，可是他只想干半工的半工，他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忙儿，干另一半的活儿。要是这事儿再早来上一两个月，我肯定不会答应，那时候自己对K城还觉得新鲜，每天白天上完课，晚上就是去泡酒吧、餐馆的，可经过这一两个月小小K城的餐馆我几乎都泡过一遍了，晚上再也没什么好干的了，一琢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就去打个工又算送他个人情儿，没准儿还能见识见识点儿新鲜事物，何乐而无不为呢？

就这么着我跟着那个北京哥们儿去了麦当劳，在签合同的时候我的眼泪差点没流下来，白纸黑字儿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每个小时工资七点五九马克，心想就这价格可真是够低的，大学生食堂要想吃上一个黄牌儿带肉的菜那还要三点五马克，敢情我在麦当劳一小时就混上大学生食堂的两个黄牌儿，这还真不如我在慕尼黑继续混中餐馆呢。得嘞！既来之，则安之，谁让我选了这条路呢，那咱就走走看，淌淌麦当劳这条浑水。就这么阴差阳错的我后来居然在麦当劳混了好几年。

麦当劳里的人员更换很快，而且是什么国家的都有，来来去去的，来一茬走一茬特别勤，有的我就见过一面就再也没见到过，有的人几个月后才又见一面，我当时领的是每周二、四、五的工，去了就炸炸鸡块，做几个麦香鱼，跟在一起打工各国朋友几乎没什么交流。也别说，人家要喊六块鸡、二十块鸡我得答应，这就算唯一的交谈了。其实我打心眼儿就没想在麦当劳呆长了，当然不会跟什么人去耐心的交流，老觉得这里都什么人呀？德国人几乎都是家庭妇女，外国人不是南斯拉夫的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到都是咱们社会主义战壕里的穷哥们儿，跟他们一起哼哼一次《啊！朋友再见。》还行，老哼哼，我还真找不到调子。就这时，麦当劳来新人了。

“我叫哈桑法桑。”第一次见到哈桑他是这么介绍自己的，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名字可够秽气的，哪儿有这么多丧事都让他赶上了。哈桑说自己是波斯人，我当时就一愣，波斯帝国？现在哪有波斯这个国家呢？我就再问他到底从哪儿来？让我这么一问，他这才好像很不情愿地说：“我来自现在的伊朗。”一说伊朗我不禁想起来侯跃文和石富宽相声里唯一逗乐的地方了：“两伊战争就是大姨和二姨打起来了。”也幸亏当年中国电视的新闻联播里老有伊朗的消息，要不我肯定是对伊朗一无所知。一听他说是伊朗人，他们的领导人我知道呀，什叶派领袖霍梅尼，那可了不得，我电视里见过，那讲起话来跟古巴的卡斯特罗一样，又臭又硬的！我也不知道霍梅尼德文怎么说，反正我试着说出来了，开始哈桑还没明白，后来等到他终于明白了，脸色也变了。我哪儿知道他跟霍梅尼有梁子呀，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因为霍梅尼的黑色革命才从家乡跑出来的，怪不得当时他脸色一下子就这么难看了呢，我怎么偏偏那壶不开提哪壶呢。

哈桑的长相我没法多形容，可以说没什么特点，心目里的穆斯林什么样他就什么样，脑袋上有点微秃，上面就几根毛儿可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梳好，依我看还不如全秃了呢。带个银丝边儿的眼镜，一撮浓浓的黑胡子，敢情脑袋上毛儿都在这里繁荣昌盛了。用北京话来形容他很简单：地拉排子，意思就是地出流儿。（哈哈，我用北京话来解释北京话，您要还不懂就跟我没解释一样。）直说就是小矮个儿，广大中国人民说所说三等残废。广大中国人民还经常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挖。哈桑就是这么一个不可貌相的人。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喜欢哈桑，因为他一到麦当劳就是领班儿，可他什么也不会，那时候我已经干了快一年，就算厨房里八个面包机同时嘀嘀响我也不怵，哈桑就不行，可他还非得是当我的领班儿，我当然不服他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听特是非的德国家庭妇女讲，哈桑能进到麦当劳就当领班儿，是因为麦当劳德国总部有一个伊朗人大头儿，也就是说他是靠后门儿进来的。大概也就因为我心从没服过他，所以早早晚晚我俩之间发生了冲突。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班儿，当时是哈桑当班儿，夜里快两点了，厨房里就剩下了我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那天有球赛，还是什么大型活动，反正突然间Mc Drive上来了好多的车，而且每辆车上都是一群恶狼，下得都是大订单，我一个人当然忙不过来，哈桑也没眼力劲儿地坐在办公室里数钱，一点出来帮我的意思都没有，我当然还是按部就班的干我的活，好像比平常还慢了一点，一下子这么多顾客吃不上东西也不是我的问题，我就是全身都是铁，又能碾成几颗钉呢？我倒是不着急，前面柜台的德国家庭妇女不干了，跑到办公室去找哈桑。这也就是德国家庭妇女，她们的心理很世故，她们不敢跟哈桑说要他出来帮忙，而是跟他说我干活太慢。哈桑也不分青红皂白，出来一看整个食物停放格子里一个汉堡包也没有，马上就跟我说：“你得快干呀！”当年我是血气方刚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的年龄，我哪吃他这一套呀！马上回敬了他一句：“你快干一个给我看看。”哈桑没想到我会这么跟他说话，一时傻了，半天才说：“你不快干，那你就打卡下班吧！”呵呵，我怕谁？转身我真就去打了卡，这下子哈桑更傻眼了，我也没理他，上楼换衣服去了。

过了两天，我也没再想着去麦当劳上班，就准备月底去领一下工资和税卡，然后跟麦当劳说拜拜了，谁知道哈桑给我打电话来了，他问我能不能来一趟餐厅，想跟我谈谈，我想不过是要开除我，反正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那我就成全他，我就跟他说：“您等等，我看看我有没有时间。”去了麦当劳他已经在等着我了，还相当客气地问我想喝什么。倒也算开门见山，上来他就是那天晚上我的态度很不好，没等我反驳，他接下去就说：“你怎么早不把我从办公室里叫出来帮你？我看了当天的管理程序，那天晚上你一个人在厨房的时候，每个小时的流水金额都是咱们餐厅的最高记录，你当时肯定已经很累了，我说错了你！” 得！我这人一贯的就怕人家表扬，你要对我横，我不怕，就怕人家跟我软。哈桑这么一说，本来带着写好的辞职信也没用上，反倒开始跟他唠上了家常儿。就为了和哈桑的这次谈话，我至少又在麦当劳多干了两年。

过后不久哈桑成了那家麦当劳的经理，他上任后没多久就把我的每小时工资涨到每小时九块二毛五，他私下跟我说这是在他权力范围下对一个普通职工能给的最高小时工资了。既然哈桑对我这么人意，我也没的说，到了麦当劳每年卫生大检查的时候，我又创了一天一口气干了十八个小时的记录，让这家麦当劳成为本地区的当年最佳餐厅，那个月的工资我也没少拿，税后居然上了两千。

等后来离开麦当劳后，有时间我还经常去看看哈桑，每次去吃喝总是哈桑买单，他还会出来跟我坐下聊聊天。我从中国回来还送给哈桑一个挂在车上的一路平安的小铃铛，他马上就挂到了车上。没多久他换了一辆新车，他特别后悔地跟我说，那个铃铛他忘了取下来了，我跟他说没关系，等我下次回中国再给他带一个新的。一个月之后再见哈桑的时候，他说新车被他开报废了，是他自己的错，抢了别人的先行权，他又提到了要一个一路平安的小铃铛。可没等我再回中国，不久我就听说哈桑又出了车祸了，这次他没有上一次那么好的运气，哈桑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木樨地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地名儿，在西长安街往西一点儿就是，我脑子里呢，也有这么一块儿地方，说不上什么难以忘记，但是每当我回忆的时候，就木樨地的那块儿站牌儿会浮现在我眼前。

北京人念什么是有讲究的，不管是简单的地名儿，还是复杂的多音字，虽然不能说北京话就是标准的普通话吧，但是北京话在大部分情况下发音是正确的。当然也有不正确的，就拿木樨地这站名儿来说吧，正经的来说，那是应当念木 樨地，念一声的XĪ，可北京人偏偏就都不正经，他们读得很轻，不读XĪ而是读木XŪ地，就跟说苜蓿肉一样。这当然是明摆着念错别字儿，我不否认，但是值得一提的说是这北京人为什么要这么念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以前那片地方长着许多苜蓿草，老百姓俗称为苜蓿地，也不哪位外地的高雅文人，非要把平庸的苜蓿草变成了酷似文雅的木樨花，可北京人没见过什么样儿的是木樨花，他们还照样儿说苜蓿地，尽管站牌改写成了木樨地，可苜蓿地的说法还是留了下来。

         要说木樨地的站牌儿，其实没几个，除了大一路、大四路、52 路、57路还有114路和320 路。具体我脑子里是为什么会记着站牌儿，这还得从84年说起。那年我要天天从钓鱼台往魏公村坐车，按理说根本就不应该过木樨地，也不怎么就跟着一帮同学每天下课反方向坐114，非到白云路总站上320的空车。有一次当320过木樨地的时候，穿过站牌儿就在靠街的楼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正在打羽毛球，心里一惊，这不是那谁吗？

         那谁是我小学同学，她是我的小组长，人说不上好看吧，但是还算上是很白净，值得一说的是她目光相当温柔，记得小学时她总是眯缝着眼看我。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敢情她那是近视眼。有一阵子中午下学我跟踪过那谁，也说不上跟踪，她下学后要坐13路回家，我要去科学院找我爸吃饭，这属于边搂草边逮兔子顺手儿干的事儿。跟着她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看看她家到底住哪儿，纯好奇。可是那谁相当狡猾，直到小学毕业，我都没搞清她家到底在哪儿。原因嘛，很多。三里河那片楼很多，还有不少楼洞儿是可以穿行的，眼瞧着那谁进了楼洞儿，其实她是从后面出去了。再有就是我胆儿小，不敢明目张胆地追她，怕她汇报给老师。

         等小学毕业后，我知道那谁去了42中，有几次在路上遇到她，我还用自行车别过她，当时她总是抿着嘴儿一笑，然后就往三里河那片楼里一扎，没等我明白过来，指不定她就在哪个楼前消失了。那次穿过站牌儿发现那谁，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也就是第二天我就出现在木樨地靠街的那个大楼下面了，站在了那谁的面前。

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就想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如果靠山吃吃山，要是近水就喝喝水，挨着皇帝好做官儿。一天到晚不用为生活而奔波，想吃炸酱面了，自己用擀面杖擀点儿，到地里再揪上条黄瓜。过年过节杀头母猪打打牙祭，用半张猪脸祭奠一下祖先，另半张开水烫过后，酱了卷上烙饼大葱的一夹，二两老白干儿一渍喽。要多滋润有多滋润，整天听听音乐，下下棋。电视电影和电脑我全可以不要，就图个清静，云子儿拍打在棋盘，那清脆的动静就够了。

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春天爬起来就带上画眉去遛早了。看着小院里的两棵大槐树在发芽，扯下几串儿槐树花儿，扔进茶壶里。和我两块二毛钱一两的茶叶末子一兑。唉！去她妈的龙井还是乌龙，花那钱干嘛？茅房边上的香椿树上掐上几束嫩枝儿，我也去趟鸡窝奔回蛋，鸡子儿炒上香椿，要什么志向？

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夏天院儿里的葡萄藤爬满了支架，在藤下支上躺椅，大蒲扇在手里寸步不离，半导体里放着评书。树上的季鸟就让它烦人的叫吧。我是小眼睛一眯，嘴上哼哼几句《八大锤》。躺累了，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给院儿中间的花儿们浇浇水，咱也别种什么玫瑰，米兰和君子兰，就来上一圈儿死不了，一圈儿蝴蝶花，再在几个盆儿里种上几对仙人球。志愿？玩勺子把儿去。

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秋天是最忙碌地季节。先给小竹笼里的蝈蝈一段大葱叶儿，让它叫得更辛辣一点。葡萄藤和枣树上的果实累累，剪下来的葡萄一粒粒来品尝，皮儿虽说涩点，总比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强。枣儿，吃的就是一个脆！看着树上一个个红色的小灯笼儿，恨不得照着树根子踹上一脚，让落下来的大枣把自己砸个鼻青脸肿。厢房里搬出来的蛐蛐罐儿该派上用场了，把松了底的罐子用小锤儿砸紧，把去年用过的过笼儿在水里泡起来。过不了几天，奔山东弄上几把儿山子，入秋后再去逮福地儿。这年月，罩子和竹筒儿不在身边不行，走在胡同里指不定哪块墙坯子里就有一条大虫儿，赤手空拳弄不好就会伤须毁影儿。青麻头还是红麻头或是赤子，八厘的秋虫儿咱院里自己就出，听后院的墙根那儿不是叫呢嘛！每条秋虫都有自己的一个家，配上母子，就等着朋友们来了过了等子，兵对兵将对将让它们杀个天昏地暗。前途？爱谁谁吧！

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冬天脚步近了，秋虫的快乐就要结束了，把早就准备好的劳眯嘴装到葫芦里，它时不常的还会吼上几嗓子。定的蜂窝煤已经运到了，在廊子下盖上塑料布，冬天你就可着劲儿的来吧！一车大白菜，一坛子雪里红，把门上的竹帘子换上棉花的，就算是生炉子把我呛得鼻涕眼泪满脸留，想想烤白薯，这一切也就算有了补偿。上胡同口儿卖上两个柿子，往碗里一放，用水没过，第二天清晨这就是早餐，带着冰碴儿的小舌头儿，嗨！理想不就是那么回事？

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一年四季都在立志。立志自己要有一片天，立志自己要有一片地，立志自己明年过的会比现在更好。立志我将早日杀回北京城，我要有北京的一片天，我要有北京的一天地，我要有我爱的北京！

赏月，这般心情好象离我已经很远了。“月亮白色的妖精。”这句话却一直深深地给我留下了烙印。每当我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许多神话，更每当满月的时候，我就会 彻夜不眠，胡思乱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月亮对于我来说能代表什么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月亮应该给我带来的是柔和，因为她的光彩没有像日光那么 耀眼，她的颜色没有像鲜花那样艳丽，完完全全地是一种静态的美。

早年赏月那是在喧闹中开始和结束的。特别是小学里，整个操场上到处都是追打跑闹的孩子，只有老师招集的时候，他们才会静下来，不等月亮露出头来，附近树上 肯定连一只老家贼都没有了。孩子们盼望的不是皎洁的月光，而是快快能咬上一口月饼，至于赏月那只不过就能听老师读上几首诗，讲一讲月亮里住的嫦娥和小白兔 儿罢了。

私下里我曾经一人赏过一次月亮，那已经是快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那天到底是不是八月十五，因为前一夜我无法入睡，估摸着大约应该是中秋了，没等到天黑，就一个人往我称作玉皇顶的地方爬。那段路很静，要穿过很长一片林子，只有爬山的索道车经过的时候才有几分生息。边往上山上爬，我会一边回头找一找月亮，看看她是不是已经露出了她淡黄色的脸颊。

山顶上是一片墓地，一片很老的墓地，但是护理得很精心，每一块墓碑前都有人献上的鲜花。墓地里静得让我自己都不敢大声呼吸，我加快了脚步，要以最短的时间穿到前面那片空场上去，可还没等我走出墓地，发现一轮满月已经挂在了我得眼前，她的颜色却是让我一愣，那是红色，就像一张羞红了的姑娘的笑脸，我痴痴地望着月亮，脚步也慢慢地迟钝下来，挪到了墓地边，双腿跨到了墙檐上，面对着面我静静地望着她，等待着她对我说出心里的话。

那天我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林子到处都是洁白的月光，可那已经不再是令我痴醉的红色了，而是妖精一般的白色。在心里我喃喃地骂着：“月亮，你这个白色的妖精，一不小心你就蹿了出来，抢走了我心中的姑娘。”

            其实当年刷夜是挺苦的一件事，也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老师和家长当然不能让他们知道，刷夜这个词儿也就在同学当中炫耀一下。谁要说：“昨儿，我刷了一夜！”那换来的肯定是赞许的目光。为什么赞许不好说，也许就是因为青少年那种反叛的心理吧。说当年刷夜苦是一点不假，想一想主要苦在没地方让人刷夜。那前儿没有什么K房，没有什么旅馆，也没有什么迪厅，刷夜往往就局限在某个地区、某个公园，最好的情况大概就是能在某个同学家了，直到八十年底才有几家电影院才出现了夜场电影，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是大华电影的情侣包座了。

记得我刷过一次难熬的夜。那是在五一节，哥们儿十八子儿的姐姐结婚，他家本来就是我们几个小哥们儿的活动基地，姐姐和姐夫跟我们面儿也很熟。结婚嘛，多来几口子人也不妨碍谁。我们哥儿几个就混吃混喝地在他家呆了一天，谁知道到了晚上，我这正准备回家的时候，十八子儿他妈朝他发话了：“今儿家里你可没地方睡，要不你跟谁家里凑合一宿吧！”离着最近的当然是“耗子”他们家，可是他家真跟“耗子”窝一样小，真还就没十八子儿睡的地方。“哈尔滨”自告奋勇，大包大揽地说：“全上我们家去吧！你们今天谁也别回家了，到我家刷一夜！” 当时已经快九点了，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到了月坛，谁知道一进屋就让他爹劈头盖脸的一顿数落，我们也识相，赶紧夹着尾巴又往回杀。“耗子”蔫蔫地说了一声就回家了，只把我和十八子儿剩下了。我本想也回家，可是那太不仗义，好歹也得再陪他一会儿。十八子儿又回了一趟家，去取了一件小棉袄和一副扑克牌。

起先我俩去了阜成门地铁站，在站口儿小凉风儿一吹，哥儿俩趴三家儿，谁知道末班车十点半一过，人家工作人员就来锁门了，生生把我们就给撵出来了。没辙，只能去大桥下面了。草坪上一倒，倒是挺软和，可是有点儿潮，正不知去哪好呢，突然间我们发现灌木丛很密，而且在背面还有一个人为的口儿，只要身子一猫就钻进去。进里面一看，哎呦！豁然开朗！也不知道是当年在南河沿儿施工队的工人还是刷夜的男女前辈们准备的，在地上都铺好了草帘子，往上一糗还挺舒服。八成儿也是困了，我俩倒头就睡。半夜里，我就被冻醒了，再看十八子儿，丫捂着小棉袄儿呼呼睡得正香。清晨的露水很快就打湿了我的衣裤。记得那年国内还实行着夏时制，是不是太阳露头儿的会早一点，我也不清楚，反正天儿还是蒙蒙亮的，我就跟的十八子儿说了一句，肚子咕噜咕噜的打着鼓，浑身冷得直打嘚嘚的坐着头班儿车回家了。

假若我身上要患上什么寒腿、风湿之类的毛病，那肯定就是当年刷夜刷出来的。自打那回，我再也不野外里刷什么夜了，最次咱也是电影院看个夜场。从刷夜当中能学到了什么吗？我的回答是当然！学到最实用的就是：爱家！只要头顶上有自己的三块半瓦片儿，那就幸福！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还在这里耐心的等着你。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有一年的光景，天天中午都能遇到小印度儿，直到我换了学校，不再坐13路， 不知道是该说小印度儿从我的，还是说我从小印度儿的视线里消失了。曾有过想要跟小印度儿说话的念头，可这念头怕是跟《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芹一样，心里顾及 人多眼杂，没敢往近处凑合。也搁着那前儿精力太充沛，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做，下午放学的时候早忘了中午在干什么，下午三点半开始我才去真正的巷荡。

    巷荡最频繁的年月是八二年，那年我的月票由三块五的专线儿换成了四块钱的北京市公共汽车通用月票。西郊这边增添了一条新线儿，就是从中关村到白云路的320路。别看也是三字开头的，可是320路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线儿月票，坐这车必须用市通。改成用市通后，第一件事我就找了一个下午巷巷荡荡地去了香山。听着360路在报站名儿，什么火器营儿、西三旗，还是兰靛厂，都觉得特别新奇，有的甚至让我浮想联翩。在香山总站是没敢玩，就这样来回大概还用了四个小时。之后还巷荡着去过八大处、圆明园，可无论去哪儿，只要亮一下通用月票就齐了，那叫一个神气。

    虽说没事儿我就爱往郊区跑，可每次需要的时间的确太长，所以大多的时间还是留在城里，慢慢地我找到了几条比较爱巷荡的路线，比如7路、24路还有44路等等。7路和24路 很有一些共同点，它们大都穿插在胡同里，而且几乎都是南北走向，经过的路面又都很狭窄，恨不得对面来一辆车都措不过去。再有就是路线的两旁全是槐树，夏天 车是穿行在绿色的林荫道里的。如果车上太挤，下车后马上就能找到一块阴凉地儿，那里要么会有一辆冰棍儿车，要么就会有一辆搓冰的平板儿。也甭管是卖三分钱 红果儿冰棍的老太太，还是卖一毛五一瓶北冰洋汽水的大老爷们，只要往他们旁边一站，就能听到许多新鲜事儿。

    七 路对我来说应该是最熟悉的路线，我算是沿着七路线儿长大的，家里好几家亲戚都勒在这条线儿上，跟着七路巷荡的次数也就特多。上七路我一般是在白塔寺站，车 站就在羊肉胡同口和砖塔胡同的西口儿，路儿东和路儿西的车站几乎是相对着的。反正是巷荡，我也无所谓那边先来车，瞧见一面有车来了，就算人在马路对面，小 跑几步过去上车也来得及。路儿西的车站后面有两家买卖，一个是饭馆能仁居，这馆子的名字怎么来的我是说不清楚，兴许是顺着砖塔儿胡同里面的能仁胡同叫的 吧。另一家是一个自行车铺，我经常就站在那里看老师傅们修车，什么补带、拿拢我全是在那里看会的。再后来年岁大点，不再只坐公共汽车巷荡，等改骑了自行车的时候，自己的车有点什么小毛病，都可以自己就给解决了。

    跟 着七路由白塔寺往南巷荡，最先经过的是政协，感觉上那建筑不比人民大会堂矮多少，门口儿有一大片空场儿，小时候我还跟上面跑着放过风筝。路对面就是兵马司 小学，几个发小儿当时都在那里上学，可我不记得自己进过那个“衙门”，就因为学校门口传达室的那个老大爷，他眼忒毒！只要不是兵马寺小学的孩子，他一眼就 能认出来，要多邪门儿有多邪门儿。好几次我都是跟着一大群孩子往里混，可全都未遂，最后被他摘了出来。再往前走是丰盛胡同，下车就是丰盛医院的外墙，这医 院我小时候没少去过，三叔没去世前就在那里工作，要不是我变样儿太大，当年整个医院的人都还应该记得我。药房里外我是没少跑，每次有药方儿来了，我都不用 那根传送带，而是从三叔手里接过来，自己跑着送去。

    辟 才胡同上下车的人挺多，那里正是几条大胡同的交叉点，可以说那里很热闹，繁闹的地段儿主要是在锦什坊街里，小摊贩的板儿车是一个接一个的。小时候要去婆婆 家妈妈总带我在这里下车，她总是在锦市坊街买点东西拎着，然后再去按院胡同婆婆家。还有就是去小姨家，那也得在辟才胡同下车，先串屯绢胡同再插到广宁伯街 上，才能到半截儿胡同。虽说按院胡同口儿就是车站，可是我们几乎没怎么在那里下过车，即使不去锦什坊街，那也要再多坐一站到闹市口儿。闹市口儿当时可以说 名副其实，小摊贩要比锦什坊街多得多，往往那里挤得是水泄不通，那里的蔬菜也特别新鲜。在闹市口儿里还能听到电话大楼的钟声，开始我一直以为那是西单电报 大楼的东方红，后来才知道这里到了整点也有奏乐。七路在太平桥儿根上转弯儿的地方是三十五中的校墙，早年是个王府。前几年回北京看见月坛那里竖着三十五中 的牌子，吓我一跳，寻思了半天三十五中原来什么样，知道那边都成了金融街，想 想八中肯定也该搬走了，原来从婆婆家后山墙就能翻进八中里面，没少在那里操场上折腾。那时候只要从按院胡同出来绝对不坐车，大概是家里人为了省车票钱吧。 上西单总是跟大人走着，那一路挺好玩儿，要先进按园胡同对面的小口袋胡同。听大人念这个名字我就特别兴奋，就跟我真钻进一条口袋里一样。一路要过西城看守 所，每次大人都会吓唬我说：“不听话的孩子都被送这里来，你是不是也想来？”看着墙上的铁丝网和褪了色的大铁门我就哆嗦，都是顺着对面的墙根儿溜过去。就冲着七路沿线住着我这么亲人，也难怪它成了我最喜爱的路线。反方向往西走也一样，在三中边上的大玉胡同住着大舅，穿过去就是另一个我最爱去的地方：官园儿自由市场。

    巷荡的乐趣无穷，围着二环巷荡的感觉也很好。可恐怕现在许多人都有了自己的车，宁可在小汽车堆里塞着，也不愿意挤一把公共汽车，甚至说一次公共汽车这个词都 觉得烦，懒得完整地提它，好好儿的公共汽车就被节省成了公交，可我还继续叫它们公共汽车，回到北京还喜欢坐上公共汽车去巷荡、去寻找、去聆听，现在耳边就好像能听到售票员的声音：“路上车多人多，请您扶好坐好！”

前几年写过那么一小段儿《大辫子103》，那是说北京103路无轨电车的。要说对北京有感情的公共汽车路线远远不止103路这一条线，不敢说自己完全清楚以前北京所有公共汽车的路线，但绝大多数路线我是至少都坐过一个来回儿。

       跟着公共汽车悠哉悠哉地行使，我叫它巷（hàng） 荡。没事我就爱巷荡，天长日久就养出个毛病，当然我不认为这是毛病，说北京话那叫就好这一口儿，咱再说高雅一点那也是嗜好。只要有点儿时间我就愿去坐公共 汽车，而且完全是漫无目的地坐，要拿今儿的观点来说，那属于飚车，可当年咱不没自己的车，没那条件嘛，所以坐坐公共汽车也就过瘾了。

       这 爱跟公共汽车巷荡是怎么养成的呢？那还得说说当年北京的情况。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住房严重紧缺，各大国家机关都开始在近郊区给职工营建宿舍。还没等小 区建好呢，机关里就为了谁能分到新房打破了脑袋，最后大机关都设置了一个分房评分标准，考虑的范围是工龄、现有住房面积和家庭成员人数。据说我爸当年在几 百号中排名第11位，也难怪，当时我家跟人家合住在一个五十年代造的单元里，那家有两大姑娘，我家是两大男孩，听着您觉得合适，可是出来进去实在不方便，两家都是四口人屈在一间不到15平 方米的小鸽子笼子里，能搬家真是我爸妈最大的愿望。可要依我，我不愿意搬！家就住在阜城门，小学校就在楼下，听着打预备铃儿我再抓起书包往下楼走也绝对不 晚。平时没事儿就打阜城门往奶奶家溜达，周围菜市场、粮店、煤气站还是洗澡堂子什么都齐全。后来搬到新小区，那就跟进了村儿没什么大区别，不光没有任何基 础设施，离着没两步便是田埂麦田还有坟岗子，只要小区里有人施工，那挖出几根骨头、一堆骷髅的，绝对是家常便饭。搬家后我还是得跟哥哥天天睡一屋子，还得 闻他的臭脚巴丫子，好歹原来还有爸爸妈妈跟着垫背，这回可好，只我一人被独闷儿了。搬家也就家里多了一些活动余地，可同学和学校都离得特远，唯一得到补偿 的就是我拥有了一张月票，这就给我能巷荡提供了前提条件。

       我 应该是第一批挤车上学的孩子，当时还不叫走读。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就近上学，可近郊各个新区旁边又基本上没有学校，即使有家长们还怕教学质量不如原来城区的 好，所以甘愿让孩子每天往原住的学校跑。也就因为这原因，街面上一下子多了许多挤车上学的孩子，那一般都是大机关职工子弟，父母都是双职工，家里没人照顾 他们。这样的孩子每天都要在路上奔波好几个小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脖子上都拴着一大串儿钥匙，故此人们就叫他们挂钥匙链的孩子。虽说我脖子上没挂钥匙，可我太属于他们当中的一个，每天在路上至少要走3个小时。

       费了那么多的话，算是解释清楚了我为什么坐车，这不说明我爱巷荡。其实我当时真不爱挤车上学，可没别的办法，要光说天天挤车我真能诉上三天三夜的苦。咱还拿103路电车来说吧，不是我对它有什么感情，其实我是惧怕这路车，每次见到103路我是能不上就不上。刚开始挤车上学的时候我不到12岁，每次坐一回103路就会被挤成了一次照片。挤上去了，我还得考虑怎么下车，那真比上车还难！无论是开往北京站还是驶向动物园的，为了下车我必须连蹬带踹，让前后左右的人都得嗷嗷叫才行，那真可以说要杀出一条血路。坐103路的人都是大包儿小包儿奔火车站去的，这些人上了车就不动地方，把包裹放下了别人就甭想过去，这还算好的，还有那上车还扛着包裹的，您也不知道他包里装的都是什么宝贝，反正他舍不得拿下来，要赶上车不稳或者他一转身，那就拨弄倒一片人。有一次眼见103路就要进动物园总站，售票员说了一句：“终点站动物园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按顺序下车。”话音刚落，周围的人同时抡起来大包裹，跟解放军叔叔扛枪上肩一样整齐，在底下站着的我可就惨了！几个帆布麻袋砸得我是两眼冒出了七八十个金星儿，下车北都找不到了。

       要说103路还好，我还有个跟102路交换着坐的选择，可是到了动物园，我只能坐332路，那可是没别的选择。当时就这么一趟车由城里去西郊大学区的，那可真是蝎子屎独一份的挤！不说别的，在动物园总站332路 光上车的站台就有仨，快车那里我倒是从来不去，家住魏公村不算大站，快车是绝对不停。慢车那里整天总是人山人海的，有人维护秩序还好，但凡赶上没有拿小旗 儿的了，那人就都涌上了马路。有时候好几百口子都在那里戳着，只要有一辆车要进站，那每个人都跟铁道游击队队员一样灵活，车门还没开呢，门上就已经扒上了 好几位。最可恶的还得算在最前面的区间站，那里从来没人管不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一辆区间车。一般我都是站在慢车的铁栏杆里排队，一条腿在栏杆里面 走，一条腿跨在栏杆上，只要瞄见一辆332路挂着区间牌子从停车场转出来，那就一个燕子翻身从栏杆里翻出来，然后撒丫子就往前猛赶 。 别说年岁大的还是腿脚不利落的绝对追不上，即使我跑得快也难免被区间车捉弄。有的时候还没上两个人呢，人家门儿一关就扬长而去。还有的时候根本不停，直接 奔了白石桥儿。等我再走回慢车站排队的时候，前面肯定又多出来好几十位。这就跟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一模儿一样，您想加塞儿，人家就会特别客气地朝你努努 嘴，说：“后边去！”

       要真都跟上面说的那样，我是可绝对不会有心情坐车巷荡，巷荡也不会成我的什么嗜好，也就是说坐公共汽车肯定有它美妙的那一面儿。

       学校在西城，巷荡的主要范围当然大多也在西城。每天中午饭要上西四奶奶家解决，围绕着西四我是特别熟。经常坐的要数13路，其实我完全不用坐13路车，经过西四的电车有好几趟，不仅车多，而且还是走的直线，从时间上肯定能节省一点儿。可当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等13路 车，现在细想想，大概是因为心里老惦记能在车上遇到的一位姑娘吧。坐车总能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但是当你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坐同一辆车的时候， 就会发现每天遇到的总是同一伙儿人，面相儿都特别熟，就是彼此不知道谁是谁。而且上车后每个人几乎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如果谁哪一天心血来潮地站到了别人 的位置上，你马上就会觉得出来。在13路 上，我总靠在后门的右角儿，几乎天天如此。有一年刚开学不久，一上车我就发现我的位子已经被人占了，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姑娘戳在了那里。甭问，肯定是附近 哪个学校的初一新生。她长着一张小小的瓜子儿脸，伴着黑黝黝的皮肤和黑黝黝的头发，怎么看怎么让给我想起来《流浪者》，心里马上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儿：小印 度儿。

       在13路 公共汽车后门的右角儿没有椅子，挡在门前的是一个铁板子，人站在后面可以不挨挤，整个身子还可以靠着，绝不比坐着难受，这个位子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及时下 车，只要迈上一小步就能踏到台阶上。大概小印度也意识到了关键的一点，从那以后我俩每天都在争抢这个位子，谁先上车就会抢占那里，然后再用傲慢的目光瞧一 眼对方。就这么闹了好几个月，别看我们从来没说过一句话，可是俩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相互的存在。小印度儿家应该住在报子胡同，这是我猜测的，等我下车后她 也就再多坐一站路。以前我都是在西四下车，然后背对着继续往前走的13路车往西走几步，自打有了小印度儿同行，我改在白塔寺下车，这样下车后走虽然要多走几步，但是脸是正对着继续往东开的13路走，也正对着靠在后门脸朝着我的小印度儿。再后来稍微熟悉一点的时候，我老在车下朝小印度儿出个鬼脸儿，她开始都是不好意思地把头转向一边，假装没看见，后来实在忍不住她会偏过头儿笑一笑。为了证实小印度儿在注意着我，有一次我会下车就狂跑一阵，在13路经过156中前就躲到对面的大影背后面，再从另一边偷偷地看着经过那里的13路车，观察着车上的小印度儿。当看到小印度儿那寻找的目光，我才大摇大摆地从墙后走出来，而且是故意让小印度儿发现我，还故意地好像没去注意她。虽说距离很远，但是直觉告诉我，小印度儿的那张黑黝黝的脸终于能羞红了。